如求安不已，又要褥子，以求温暖，无所不为，然后夺之于君，夺之于父，此其趋利之弊也。

禽兽之昏浊，所知所觉，不出于饮食牡牝之间，为形气所锢，原是截然分别。人与天虽有形色之隔，而气未尝不相通。

犹四时之气，和则为春，和盛而温则为夏，温衰而凉则为秋，凉盛而寒则为冬，寒衰则复为春。孔子曰：‘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。黄宗羲尤其坚定气一元论的立场，重新理解理性心等概念，认为理为气之理，性为心之性，心为气之灵处，又从气之灵处即恻隐羞恶等心言性善，以习解释恶之来源。所谓形而下者，在时空而存在（Exist）者也。刘述先对黄宗羲的评价与牟宗三有所不同：他（黄宗羲）继承阳明、蕺山心学的线索，内在一元论的倾向日增，超越之义则更为减煞，这正是牟先生强烈批评梨州的理由。

[18]《孟子师说卷六·牛山之木章》论及孟子好恶与人相近的平旦之气时说：此气即是良心，不是良心发见于此气也。后一命题反应在心性关系上便是离心无所谓性。[8] 蒙先生这段话可以视为前引《易》语的注脚。

蒙先生说： 其（指孔子——笔者注）最深切的理解和体认就是如下的一段话：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（《论语·阳货篇》）这段话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，它否定了天是超越自然的上帝，而明确天是包括四时运行、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。天命之谓性（《中庸》），天道流行，赋与万物（朱子语），命和赋都是讲天人之际的问题。我们面对自然的时候完全是接受西方的那种理性主义，所谓的认知理性主义，把自然界看成是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，死亡的东西，这就是所谓的去魅，马克斯·韦伯说的去魅，世界的去魅，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世界的去魅，没有任何神秘性，没有任何神圣性，自然界就是一个死的东西，你给我提供材料、能源，我就是征服你，而且你是无穷无尽的，现在不就是这样做吗？现在整个人类都是这样的，这就是现代性。儒家是讲天人合一的，而且重视人的地位，但是，儒家并没有否定天的先在性、本原性。

如《绪论》乃作者对于全书主要问题的高度概括，共有八个问题，生态哲学中的宗教问题即居其一。人的生命的价值就在于此。

第一点，如果在我的心目中要给蒙老师一个定位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哲人、一个思想家。以哲学而论，这体现了中西之间最大的不同，中国哲学是需要践行的，需要落实于人的修身，而不仅仅是腾口说的一套话语模式，语言的游戏。至于蒙先生儒学自然宗教说的的现实意义，其于现代人的心灵安顿、安身立命，乃至于今日生态危机的应对，如此诸般问题的意义，蒙先生言之屡矣，此不赘。但在儒家看来，终极实在不是上帝，而是天即自然界，因此，对之有一种归依感、亲近感与敬畏感。

该书副标题题作中国哲学生态观，由此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其主体论域隶于哲学"，然神学（蒙先生论及自然宗教时，使用到自然神学的语汇）与哲学本密不可分。蒙先生说： 就其功能、作用而言，它（指天或自然界）又是主宰，这种主宰作用是人的认识能力不能完全掌握的，也就是说，具有超越认识的性质，可称之为神性。进入专题： 儒家 蒙培元 返魅 。会后，《中国哲学史》杂志社邀请部分学者撰文就儒家与宗教问题展开笔谈，蒙先生的笔谈文章题作《如何理解儒学的宗教性》，发表在2002年《中国哲学史》杂志第2期。

第二，我听前面很多朋友讲到了对蒙老师的一些印象，我作为蒙老师的学生，觉得蒙老师给我两点印象是最深的。这个自然神学是有一个价值在里头，信念也罢、信仰也罢，它有一个所谓的世界观、宇宙观这样一个基础。

[12] 《人与自然·绪言》，8页。[14] 《人与自然·绪言》，11-12页。

就人文主义宗教与自然宗教相比较而言，从语汇的使用上看，前者不足以涵容后者，后者则可以包括前者。从历史上看，儒学、儒教或多或少关涉于政治神学乃至民间宗教。我借这个机会，向郭老师表达敬意和感谢。人继此而生，便有目的，便有善，它是自然界生生不已的结果，也是自然界生生不已的继续和完成。其宗教性的诉求不仅是一种终极关切，而且承认有终极实在。[4] 同在2002年，《孔子研究》年第2期尚刊发了蒙先生的《儒学是宗教吗？》一文，该杂志是为此次儒学宗教性问题争鸣刊发此文的。

解命字为目的性比解命字为必然性更符合中国哲学的精神。这个问题，前面几位同仁都提到的，就是生态哲学的问题，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即从自然宗教这样一个角度，做了一点解析。

因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比较关注的问题，我就借这个机会梳理了一下蒙老师对于儒学自然宗教的一个观点。[7] 《中国文化与人文精神》，《孔子研究》，1997年第1期，13页。

[8] 《人与自然·绪言》，2页。又比如民间风俗中的节日问题，蒙先生曾经屡次强调，春节是宗教节日。

蒙先生认为，无论孔子讲的知天命、畏天命，还是由《周易》引出经宋儒重点诠释的天地之心，所谈论的都是自然目的的观念。[2] 归根结底，蒙先生自然神学、自然宗教的提出，是对世界的返魅的呼唤，以对治现代性的去魅。这才是作为主体的人真正要做的事情。我觉得他现在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只是言说不出来。

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，又是自然界的主体，这所谓主体，不是把自然界作为对象去认识，去改造，而是实现自然界的目的，这个目的就是人自身的目的。虽然如此，我们仍然可以追问，蒙先生何以有从人文主义宗教到自然宗教这样的说法上的转换？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，蒙先生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的说法多少会给我们一些提示，即仅仅讲人文主义宗教，无疑是片面的——只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，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。

其四、继善成性、继天立极、参赞化育是天或自然赋予的人的神圣使命。而每个人，每个万事万物它都禀承着天命这种精神在里头，它是这样一个形态，所以我说可以叫做一个自然神学。

蒙先生说： 中国哲学讲天命之谓性。孔子不必说了（《论语》中这方面论述很多），即使是讲心学如孟子、王阳明者，也没有否认这一点。

从存在论上说，儒家无不承认人的生命（包括心性），皆来源于天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，与西方的主体论哲学完全不同。附录：一个哲人的自然宗教情感 各位同仁下午好。蒙先生如此加以诠释： 自然界有一种向善的目的性，实际上是说，自然界有一种有序化的秩序，这种秩序体现出一种方向性或可能性，并不就是人类所说的善，但人类的善必是继之而后有，这个继字说明，人不能脱离自然界生生之德而存在，同时又说明人的主体性之重要。[13] 通过以上论述，我们也能够更好地理解蒙先生此前研究的重点，关于人的心性主体的问题。

仁心也就是善心，当然具有目的性。[7] 蒙先生是在讨论儒家缺乏工具理性精神等不足时提出该论点的，前引发表于2002年的《儒学是宗教吗？》一文提到人文主义宗教时亦云：儒学的优点与缺点均在于此。

从人的方面说是继，从天即自然界的方面说则是命，是赋。第三，蒙老师现在的身体状态确实是越来越不大好，郭老师非常不容易，无论蒙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状况，她都把他照顾得非常好。

孔子所言天，主要是在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此时间、空间中充分显现自身的整全的自然。如其所言，该说法非其首创，而出自以牟宗三与唐君毅先生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。